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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

　　上个星期《朝圣之途》的历程好紧凑，碰上了一位劳碌而又有毅力的被教会尊称为东亚宗徒的伟大传教士----圣方纪沙勿略。我们跟着他的足迹，仆仆风尘，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出发，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了印度半岛的沃亚。然后又徒步去了渔岸村，我们看着他，为千头万绪的教会极物，在语言困难、水土不服、物质又缺乏的情况下，忙得精疲力尽。从渔岸村来回于沃亚，印度的北部，印度东南的习兰去传教。然后又去了马六甲，更航向有香料群岛之称的摩路加群岛，跟专门猎取人头的野蛮部落中住了3个月。然后他又回到了马六甲，再回到沃亚，最后更跟随着日本的安智郎航向了东北亚的日本。在冰天雪地当中，从鹿儿岛步行到京都，正要在日本开拓发展的时候，总长依纳爵命他返回印度的沃亚。然后又从沃亚到了马六甲，在广东南方的上川岛上等待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是鞠躬尽瘁，死在上川岛上。

　　以十六世纪的交通状况，十万公里的路程该是多么辛苦，消耗体力，难怪他竟然在46岁的壮盛之年心力交瘁而死。我们跟随着沙勿略在印度洋，在太平洋上漂泊，来来回回的行程，忙忙碌碌的教务工作。这位伟大的传教士真不愧是东亚的宗徒。在教会历史上，前有圣保禄，后有圣方纪沙勿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耶稣生前从来没有去过的普天下。我愿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对沙勿略的传教事业和沙勿略离开日本之后，日本天主教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圣方济沙勿略开创了教会在印度洋沿岸、太平洋南部和太平洋西岸的传教事业。这样伟大的传教生涯，全凭他那坚毅不拔的毅力，而他的毅力又全都来自他在祈祷当中和在同天主亲密结合当中所获得的圣宠。否则，他绝不可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有时候，他甚至于不论白天或是黑夜，在神魂超拔中度过了很长的祈祷时间。他那份炽烈的、热爱天主的心和渴望多多广传福音拯救人灵的心火，在他写回欧洲的信件当中充分的流露出来。那些信件在欧洲各地流行，被人抄录，被人翻译，被人热诚的阅读。真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因此而获得了天主的圣召，而步上了沙勿略的后尘，成为传教士，为教会服务。

　　曾经有人批评他常常更换传教的地点，走马看花，这并不是上策。如果他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多待一些时间，以便使新领洗的教友们在信仰上更为坚强巩固，那不是更好吗？其实沙勿略虽然不断的去开拓新的基督神国，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已经开教的地区。他为每一个地区所建立的团体训练了当地本土化的传教员，并且委派给其他的神父继续照顾管理教会，为教友们服务。他本人仍然不时的监督着每一个地区，他人不在，分身乏术的时候，总是想办法以书信鼓励领导他们。沙勿略正如同圣保禄一样，负责起开路先锋的使命。他常常感觉自己是被蒙召去把福音传遍各地，一直到天涯海角。

　　还有人批评他没有充分的准备，就草草率率的为整个部族或是3000或是5000人付洗，其实，沙勿略的传教方式是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像是对于帕拉瓦以及其他心地善良朴实的种族，他有时候是大批大批的给他们付洗，甚至于像他自己形容的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而在日本呢，他就不是这么做了，因为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多是些有学问的佛教高僧，或者是地方上的一些个士绅，要不然就是某些部落的精英。这些人都很有头脑，而且富有独立思想，对天主教又充满了好奇。想要向这样的人传教，必须得抱着不辞辛劳的危险，显示出他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思想。他也清楚地看出来，为能归化这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首先应该要对他们的风俗和本地的宗教有深刻的认识，同时还应该要赢得官绅们的信任才行。

　　他在日本所归化的也只不过是千人左右，不过他已经为日本打开了公开传教的道路，后期的人踏着他的足迹，数年之间就得到了惊人的成绩。沙勿略在公元1551年离开日本的时候，已经有1000名左右的教友。他所播下的种子很快的就发芽开花，而日本当时的封建制度社会是很有力的帮助了教务的推展。因为只要封建郡主一旦领洗进教，就会有许多跟随郡主的人也领洗进教。织田信长继位之后，因为对佛教的僧侣们很有反感，但是对耶稣会会士却优礼有加。

　　耶稣会的巡阅使范利安在1579年率领了14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范利安，他是一位既坚强又善于组织的人，他把日本分成了若干个传教区。那个时候是日本天主教的极盛时代，不到20年的功夫，已经建立了300座教堂，领洗进教的人差不多有20万。范利安看到这样的成果，在欢欣之余就称日本是天主的灿烂花园。

　　当范利安经过印度回到欧洲的时候，就带了4个日本少年同行。他们是日本新领洗的贵族子弟，范利安领他们去觐见葡萄牙国王，更带着他们到罗马去觐见教宗。他们8年之后学成归国，其中的3位已经成为耶稣会的会人；另外一位在后来日本教难的时候为主致命。我们在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谈到在日本的一些个成果。

　　日本教会不久之后就遭遇到阻难了。首要的原因是英国跟荷兰的航海事业兴起，他们这已经改信新教，只是在海上不是驱逐就是劫掠。载运传教士去远东的葡萄牙商船，造成在日本的传教士后继不易；而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情势也正是动荡不安，圣教会就不免会遭受到波及，对于教会颇有好感的织田信长被丰臣秀吉所推翻取而代之。开始的时候，他对传教士也表示好感。到1587年的时候，他忽然改变了态度，剧烈的反对耶稣会士，命令他们离开日本。他们销声匿迹了好一阵子以后，也就不顾丰臣秀吉的禁令，暗中继续传教；这又不少的人领洗进教，风暴逐渐的消散。

　　第二年方济会士到了日本，开始公开讲道，建造修院。这么一来，激怒了丰臣秀吉，教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巧这时候一艘西班牙商船被台风吹向了日本的海岸；按照日本法律，货物应该要充公。船长想要以威胁来阻止船上的货物被充公，向日本扬言说：倘若日本官员贸然行事，西班牙的国王必定会来报仇血耻，像征服美洲那样来征服日本。更何况西班牙的传教士遍布在日本境内，到时候必定也会里应外合等等之类的话。于是就更加激怒了风臣秀吉，他下决心要严加惩戒。于是就下令逮捕了6位方济会士，17位日本教友：其中包括了一个11岁、一个13岁的孩子；另外还有3位耶稣会的辅理修士。他把这26个人带到了长崎，在全体教友面前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全都壮烈的殉道而死。

　　这第一次的流血惨剧，想不到对日本教务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挫折，反而因着殉道烈士这种以身作则，而赢得了更高的崇敬。在1598年到1612年之间，又有10多万人授洗，而在长崎致命的26位烈士，由教宗在1627年列入了真福品。到250年后的1862年被教宗列入了殉道圣人的品位，受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教友们永远的崇敬。

　　第二次教难，大大地蹂躏了范利安所谓的天主灿烂的花园，几几乎乎把这个生气蓬勃的教会完全消灭。引起教难的原因很多：因为教友们跟日本神道教的信仰是对立的，引起了日本保守者的仇视；对西方来的事物缺乏信任；同时也有些传教士的做法不明智；又因为英吉利跟荷兰两国的新教商人的嫉妒，仇视西班牙跟葡萄牙两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散布谣言说：西葡两国的传教士是他们本国将要入侵日本的军队派来的先锋或是间谍。这些都是激起了教难的原因，至少也助长了教难的气焰。

　　公元1614年，德川家康发出公告：取缔一切的宗教，放逐所有的传教士，拆毁了所有的教堂。100多位耶稣会士被遣送到澳门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并且警告他们如果胆敢再回日本，必死无疑，绝不宽待。一切的港口随时严加戒备，而日本教友却成了众矢之的，受尽了各种的虐待。逼迫他们背教，不肯背教而被处死的教友一天天的增加。公元1622年，52名会士跟教友致命而死，其中27位是被斩首，其他的是被火烧死。虽然也有几位英勇的耶稣会、方济会的神父冒死藏匿在民间，或是偷渡进入日本，也都无济于事。大多数的教友都成了没有牧人的羊，终究难以幸存。

　　从1623年起，德川家光执政的时候教难，就更加的彻底了。凡是有信教之嫌的，就命令他们践踏十字苦像，刑罚也都极其的残酷，有些比初期教会时代罗马帝国对待教友的做法更不人道，像是把教友倒悬在盛满了粪便和种种肮脏恶臭的东西上，直到被熏死为止；要不就是把教友浸泡在沸腾的硫磺矿泉里，使得皮肉被泡烂而死。

　　公元1637年，在教友最多的游马一带，老百姓为大明诸侯的横征暴敛所苦，起而反抗，然后集体逃往岛原岛。不幸被追兵所击败，凡是声明不是教友的，都可以保存性命，其他的男女教友包括了儿童在内，根据估计，有35000多人全都被集体屠杀。从此以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日本采取严密的锁国政策，与外界的一切接触完全的断绝，禁止入境，也禁止出境。

　　公元1640年，澳门的葡萄牙人派遣使节试图想要恢复贸易，充当使节的人及其他船上的乘客全都被屠杀，只放回了几个水手，要他们回去告诉本国的人，日本不会改变既定的锁国政策。港口的关卡，虽然是如此的森严，但是在这段期间，仍然有传教士不顾生命的危险，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一批又一批的想要偷渡进日本去照顾教友，但是先后都遭到了杀害或是终身监禁的命运，没有一个是获得侥幸的。

　　日本的教会虽然没有了神职人员的领导，教难又连年不断，但是许多英勇的教友宁死也不肯背教。究竟殉道的有多少人，那只有天主才知道了。至少有姓名的，我们敢断定就超过了有4000人。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在长崎一代仍然残存着一个教友的核心保持着信德，一代一代自相传授。200年后的十九世纪，明治维新时代结束了锁国政策，政治的情况竟然改变了，在那当年是天主灿烂的花园地下所潜藏的一粒小小的种子，又重新发育繁荣起来。

　　有关这一部分跟我们谈到十九世纪的教会时，再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平安愉快，愿天主的恩宠与平安与您同在。